因為會考被迫需要監考，所以我們幾個同事們都商量好怎麼自救。我們想著與其被亂排和不熟的人一起度過沉悶又壓抑的監考時光，除了防學生還要防同事，不如自己找好夥伴，可以確保在那段執行任務的時間有一點安全感。以前我們也都這樣處理 ，行政也樂於接受，這是極小的事情，就像畢旅的帶隊老師自己找好合住的夥伴一樣簡單。但是 今年的這位行政耍官威，他說要考慮性別還有年資，不願意接受事先組合。
其實成人之美並不難，但是對於某些人來說，能讓別人不痛快，他就開心了。這跟事情有沒有達成無關，畢竟所謂的惡意，就是在極小的事情上卡住別人的微小幸福。如果每件事情都只能公事公辦，那麼我們最終在不願意妥協卻又必須面對現實的問題下，只能夠默默的在體制中劃下一道名為「最低限度配合」的界線。
畫線，其實是極其自律的心理實驗，也是對自我主權最溫柔的奪回。這種「公事公辦」的態度，不再是為了尋求對方的理解，而是為了在繁雜且充滿負能量的行政往來中，為自己修築一座透明的防彈玻璃牆。我依然履行合約上的義務，依然出現在該出現的考場，但我的心神已經撤離，不再為對方的權力欲提供任何燃料。
這只是一件小事，不過校園裡太多這種小事了。原本應是以人為本的場域，行政高層若異化為一種純粹的規訓與刁難，基層最體面的反抗便是「專業的冷漠」。我們不再期待行政能「成人之美」，因為當對方將權力視為唯一的生命出口時，他們的視界早已乾涸。
這種刻意的疏離，本質上是能量的節約。能將原本會耗費在無效溝通與憤懘情緒上的心力，重新收攏，專注於那幾尺講台上的智慧傳遞，不僅是職場生存術，更是一種對生命品質的精準裁量。與女兒討論法律時，我常與她談及契約精神的本質。法律最核心的價值之一，在於它提供了一種「預測可能性」。
當我們選擇公事公辦，實際上是在建立一種清晰的秩序：我交付我應盡的勞務，而你支付相應的報酬，除此之外的情感勒索或行政偏好，皆不在這場神聖的契約之內。這就是法治社會中個體尊嚴的最後一道防線。當我們能清晰地辨別「職責」與「人格」的邊界，我們就不會因為他人的刁難而懷疑自身的價值。這種理性的切割，讓人在面對社會複雜性時，能學會如何不讓外界的混亂侵蝕內心的清明。
由於不是第一次被行政「公事公辦」，所以我很快的調整心情，並且想好了最糟的情況。其實這種「減法」或「除法」，讓我有更多空間去深耕內在的靈性。那些關於第八節、請假與排課的刁難，在長遠的人生維度裡，不過是石火電光般的瑣屑。當我們能從這些瑣碎中抽身，會發現那些試圖在極小事情上卡住他人的人，唯有透過控制他人的時間與行動，才能感知到微弱的存在感，看起來好像掌握了權力，可是這本身就是生命層次的悲哀。而我們，擁抱著知識的深度與學術的孤獨，在與古聖先賢的對話中，早已走向了更廣闊的宇內。
在這種低度配合的狀態下，或許監考的幾小時沉默，反而成了最珍貴的禪修時光。我就坐在那裡，形骸雖受限於規章，神思卻能悠遊於道家那種無待而興的自由。從內部的「缺席」，是我們對自我救贖的實踐。不再參與那場權力較勁的遊戲，也就沒有所謂的輸贏。
最終這份「公事公辦」的清爽，會滲透進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。它讓我們在與人的相處中更加專注，沒有人情只有契約，沒有幫忙只有規矩。或許有司的陰影或許依舊存在，但它已無法遮蔽我們內心的陽光。這種正向且堅定的力量，來自於我們對自我邊界的清醒覺察，也來自於我們對生命更高秩序的深層信仰。
每一分刁難的關卡，都成為我們修煉「如常」之境的助緣。我們會知道，權力如此的平庸，邪惡的想掌控所有，我們也會學習，不被左右。
沒有留言:
張貼留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