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著無辜生命消逝,加害者卻能在現代司法的庇護下全身而退,那種荒謬感是無比真實的。真實的無力還有羞愧。曾幾何時所謂的自由寶島變成不能說真話、沒有是非的地方?只要不合上意,就會被出征、謾罵!我不知道時空背景不同的切割術怎能把常識都消除,無論是能源議題的大轉彎,或是民生的「馬鈴薯悖論」,還有引進某地區的移工,都讓人無言以對。
馬來西亞外籍女學生在異鄉遇害,兇手僅判無期徒刑;校園裡的割喉案加害者即將假釋、塗銷前科,甚至需要仰賴海外的輿論才能拼湊出兇手的囂張樣貌時,被害人家屬的眼淚成了體制最沈痛的控訴。這些活生生的悲劇向我們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:當今的司法體系已經在某種向歐美看齊菁英意識形態下失能。國際講人權,可是世界警察帶頭斬首他國元首、主動挑起衝突,操弄股市、販賣軍火。那麼,我們學到的那套邏輯到底是真正能解決問題,還是成為另一種文化意義上的「殖民」?
法律本該是給予死者與家屬最低限度交代的防線,死刑絕非殘忍,而是「對有完全理性之個體施加的絕對責任要求」,是國家代替宇宙秩序進行的強制性平衡。然而,當握有公權力的體制用極少數的冤案機率,去抹煞大多數鐵證如山的真相時,這台國家機器的運轉邏輯便徹底背離了常理。既然這台機器充滿了人為的傲慢與瑕疵,我們便不得不重新審視自身與體制的關係。如今的法律不只不能保障守法的人,更是惡人和權貴的保護傘。
同樣的崩壞,如出一轍地蔓延在教育現場。曾經承載著啟蒙與教化意義的校園,如今在濫訴與無限上綱的學權之下,退化成一紙「互不侵犯」的免責聲明。教師們為了避免被投訴而被迫採取防禦性教學,教育的本質在這種冰冷的權利防衛中徹底死亡。不是教師不想管,而是無法可管。教學只是工作,沒必要賠上生命,熱血教師的那一套早已不適合在現代的講台上燃燒。
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。教育是國家的根本。法律與教育體制,充其量只是社會為了防止群體生活無底線下墜而鋪設的安全樓地板。問題在於,當這塊樓地板已經從內部開始腐爛,當有心向惡的人踩著這塊基石繼續安然無恙,我們究竟該如何自處?校園裡處處是流氓、電子煙、霸凌,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年輕人如何放心生下下一代?有時候看著自己孩子的校園環境,我深深的懺悔當時怎麼不多想想,就讓家族停在我這一代就好。
在這樣的亂世之中,最深刻的覺醒往往來自於對妄想渡化他人的徹底放棄。如果學習也是修行,那修行從來就不是被逼迫著改變,而是個體內部有意識的覺知。「渾沌之死」,便是在警告世人,強行介入他人的天性與因果,往往只會帶來毀滅。毀滅別人,也動搖自己的道心。如果個體本身不願意承擔生命的責任,我們便不該帶著未經審視的善意去介入對方的業力。體制的崩壞既然已成定局,我們就必須學會收回那份對普世教化的執念,不再將心力虛耗於試圖喚醒那些裝死裝睡的人。把自己的心性修好,把自己的業力結清,這不是冷漠,而是對生命邊界最深沉的敬畏。面對失能的社會,真正的智慧在於認清現實並築起自身的防線。
在魏晉南北朝時期,當中央集權瓦解、法紀蕩然無存時,有識之士選擇退守鄉里,建立起自給自足的塢堡以求自保。我們如今面對的,雖然還不是實際的兵荒馬亂,卻是價值觀與道德底線的全面潰堤。在這樣的亂世裡,保護好自己與家人,成為了唯一真實且迫切的使命。只有自己具備了足夠的實力與定力,才能在洪流中護住那些真正值得保護的人。「精神塢堡」的建立讓我們不再向外苛求完美的體制,而是將目光向內收束,盡力在廢墟之上重新建立起屬於自己的微型宇宙秩序。
看著遠方的伊朗、烏克蘭、黎巴嫩,我希望無論如何都不要輕啟戰端。我反對戰爭,不想成為西方博弈的棋子,也不想要鎖國。然而,我們只能在自己的道場裡實踐真正的善與知,我不會再指望外在樓地板的穩固。這是在無常亂世中,生命的自我救贖與向上提升,在不介入他人因果的清明中,我們至少還活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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